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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舒生
若论及近年来在大众文化领域最具标志性的“爱国”符号，演员兼导演吴京绝对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存在。
2017 年，《战狼 2》中高举国旗穿越交战区的镜头，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。56 亿票房的神话背后，是公众对 “中国强大” 的集体共鸣，也是对吴京塑造的 “硬汉爱国” 人设的极致追捧。
那时的他，一句 “一张中国脸，一本中国护照就是通行证”，就引爆全民爱国热情。
但近几年来，吴京的“硬汉爱国”人设却逐渐坍塌。有人扒出，影片上映前半年，吴京在南非拍戏遭遇抢劫，事后发文提醒 “多带保镖”。电影里的无畏与现实中的谨慎，形成刺眼对比。更令人玩味的是，他在采访中摇头晃脑的自得：“我跳过楼你跳过吗？我让坦克压过你压过吗？”这是将角色的光环当成个人的资本，把公众的爱国热情视作自己的功劳。
展开剩余86%当 “暧昧” 被读成 “暖味” 的文化硬伤暴露时，曾经的 “爱国标杆” 开始遭遇质疑。2026 年春节档《镖人》上映，打着 “救武侠” 旗号的他，再次捆绑爱国人设，很多网友却不再买账，嘲讽其“所谓情怀，不过是赚钱的幌子”。
从全民追捧的“爱国英雄”到被人唾弃的“道德骗子”，吴京的境遇反差，并非个例，它弥漫在社会各个领域。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当“爱国”被有意塑造为一种鲜明“人设”，并在市场与舆论中兑换成真金白银与高声望时，它便从一种内化的情感与价值，异化为一种可供展示、可供交易的符号。
然而，“爱国人设”却试图将其提炼为几句口号、几个姿态、一系列符合某种预期叙事的产品。它如同为一座内涵丰富的宫殿，只留出一个特定角度的、灯光绚丽的立面供人观看。
这种“人设化爱国”的表演，在当下呈现出几种典型样貌。
最显见的，是影视娱乐领域的符号化爱国。这不仅仅指吴京式的硬核英雄，更广泛存在于诸多历史剧、战争片、商业片中。爱国情怀被简化为对外的强硬姿态、对内的绝对忠诚叙事，并常常与商业类型片元素（动作、冒险、视觉奇观）高度融合。这种创作本身并无原罪，甚至可以是传播价值的有效路径。危险在于，当制作方与表演者将这种银幕叙事，无缝对接到个人公众形象的塑造上，并有意引导观众将戏内的情感投射到戏外的真人时，界限便开始模糊。
观众消费的，究竟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，还是一种被诱导的、针对演员个人“爱国品牌”的情感认同？当演员走下银幕，其真实的言行、思想，是否真能承托起那个被塑造的、符号化的“爱国者”形象？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。
另一种常见的，是商业领域的功利化爱国。一些企业家、品牌深谙此道。他们将爱国情怀融入营销话术，将消费行为与“支持国货”、“民族自强”巧妙绑定。这在一定阶段和情境下，能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，形成购买力。
但问题在于，这种“爱国营销”的底色，是商业利益。当人们发现，那些高喊“民族品牌”的企业，其核心技术与关键部件严重依赖海外；当那些以“爱国”为号召的产品，被曝出质量低劣、区别对待国内外消费者；当企业主在公开场合大谈家国情怀，私下却将资产转移海外，或发表与之相悖的言论时，消费者便会产生强烈的“上当感”。
消费者的爱国情感，在那一刻被明码标价，并遭到了践踏。这种利用公众朴素情感进行的商业算计，一旦败露，其品牌信誉的崩塌将是毁灭性的。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言，符号资本（如信誉、声望）的积累漫长而艰难，但其丧失却可能在一夕之间。
最需要警惕的，是某些舆论场中的狭隘化、表演化爱国。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尤为突出。一些人将爱国等同于对某些固定口号的复读，对他者（无论是国内的不同意见者，还是复杂的外部世界）的简单批判与排斥。他们的“爱国”，表现为一种攻击性的“政治正确”，一种排他性的身份标签。这种“爱国”往往缺乏深厚的历史认知与理性的现实分析作为支撑，流于情绪宣泄与姿态展示。它像是一种社交表演，用以攫取关注、标榜立场，或在虚拟社群中寻求归属感 ，而其本质仍是一门“爱国生意经”。
司马南便是典型，多年来以 “监督者”“爱国大 V” 自居，用放大镜审视他人，却在 2025 年被查出五年间偷税漏税 462 万元，实控企业虚列成本少缴税款 75 万元，合计被罚 926 万元。
他一边鼓动追随者盲目排外、挑动社会对立，一边偷偷钻法律空子谋取私利；一边批判 “民营经济离场论”，一边却靠着制造分歧收割流量。这类人设的可怕之处，在于用 “爱国” 包装戾气，用 “正义” 掩盖私利，将公众的理性思考引向极端对立。
英国思想家以赛亚·柏林曾区分“积极自由”与“消极自由”，而此类表演化的爱国，或许可称为一种“积极的顺从”或“攻击性的忠诚”，它主动收缩认知的边界，将复杂的爱国情感，异化为一种单薄的、可供巡逻和审查的立场声明。一旦其倡导者被发现在真实生活中言行不一，或其逻辑的贫瘠与虚伪被洞穿，这种建立在沙土上的表演便会轰然倒塌，徒留笑柄。司马南之流的墙倒众人推，正是其爱国人设名不副实之必然。
为何这些“爱国人设”一旦名不副实，便会招致剧烈的反噬，成为众矢之的？
我想根本原因在于，爱国是一种高浓度的情感承诺，它关涉到个体对共同体的终极认同与信任。 人们可以容忍一个明星演技平平，可以理解一个商人追求利润，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包容一个普通人的认知局限。但人们很难原谅在“爱国”这件事上的欺骗与利用。因为当一个人以“爱国者”形象出现并因此获益时，他事实上与公众达成了一项无形的心理契约：我呈现的价值观，是我真实信仰并践行的；你们给予的关注与支持，是基于对我们共同珍视的情感的共鸣。这份契约的基石是“真诚”。
一旦这份“真诚”被证伪，契约便宣告破裂。公众感到的，是一种双重的背叛：一是情感的被利用。最神圣、最不计功利的情感，被他人当作牟取名利的工具冷静地计算和消费。这亵渎了情感本身的价值。二是智识的被侮辱。受众发现自己被精心设计的话语和形象所操纵，其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仿佛遭到了蔑视。
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·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中分析群体心理时，虽有过激之处，但他指出群体易受形象、言辞的煽动，且情感反应强烈。当群体（此处可理解为公众舆论）从被塑造的“爱国”情绪中清醒，意识到自己被操控时，其反弹的愤怒同样是强烈且具毁灭性的。此时，那个立人设者，便从“自己人”瞬间变成了“骗子”，成为集体宣泄愤怒的靶子。
此外，这种反噬也源于一种社会心态的微妙平衡。在和平与发展时代，宏大的集体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显性表达相对减少，但个体的家国情怀并未消失，而是在寻找适当的寄托与出口。那些成功的“爱国人设”，恰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，提供了一个可见、可感的情感投射对象。然而，这种寄托本身就隐含风险，它将一种本应弥散、内化、多元的集体情感，过度聚焦于个别具体的个人或符号之上。
当这个焦点被证明是虚幻的，甚至是有毒的，其崩塌带来的幻灭感与愤怒感，便格外强烈。人们会转而攻击那个焦点，以确认自己情感本身的纯洁与正当，并急于与“欺骗者”划清界限。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捍卫。
历史地看，爱国人设的塌房，从来不是偶然。其背后，是公众情感被消费后的觉醒，是信任被践踏后的反弹。人们痛恨的，不是爱国本身，而是借爱国之名行利己之实的虚伪。
就像吴京的争议中，公众反感的不是他拍爱国电影，而是他将电影中的虚构情节当成现实的承诺，将公众的情感投入当成自我炫耀的资本。当 “一张中国护照走遍天下” 的口号，与海外华人遇险求助的现实形成落差，这种误导性的宣传便会引发反感。
更令人不齿的，是某些人设崩塌者的傲慢。他们通过消费爱国情怀获得成功后，便自视甚高，反过来嘲笑公众的朴素情感。某网红大 V 被曝移民后，面对质疑竟回应 “爱国是你们的事，我只爱我自己”，这种傲慢怎么不会点燃公众的怒火？
在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中，对“伪君子”、“乡愿”的鄙夷，远甚于对“真小人”的批判。孔子言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又言：“乡愿，德之贼也。”那些表面忠信、实则背弃的言行不一者，历来被视为对道德秩序更根本的破坏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慨叹：“何方圜之能周兮，夫孰异道而相安？”虽指向政治理想，但其内核也是对表里如一、独立人格的坚守。爱国人设的翻车，在现代语境下，正是这种古老道德命题的新演：当大义之名被行自私之实时，其崩塌便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。
那么，作为普通人，我们应当如何看清那些名不副实的爱国表演，以避免情感被绑架、理性被蒙蔽？ 我想做好以下几点至关重要。
首先要分清 “宣传” 与 “真实” 的边界。电影中的爱国情怀是艺术创作，商业广告中的爱国口号是营销手段，意识形态中的爱国言论可能藏着私利。我们可以被艺术感染，可以支持优质国货，可以认同理性的爱国观点，但不能将这些宣传等同于真实的爱国本身。
就像《战狼 2》的英勇值得肯定，但不能因此相信 “护照能解决所有危险”；国货值得支持，但不能因为 “爱国” 标签就忽视产品质量；理性的爱国言论值得认同，但不能被极端情绪裹挟，将敌我对立当成 “政治正确”。
其次要警惕 “单一化” 的爱国认知。爱国从来不是只有一种形式，不是只有喊口号、抵制外货才叫爱国。科学家潜心研究为国争光，教师教书育人传承文化，农民辛勤耕耘保障粮食安全，工人精益求精制造精品……这些都是爱国的具体体现。
正如费孝通所言：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。” 爱国也应如此，包容多样的形式，尊重不同的选择，而不是将其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立。
更重要的是，要坚守 “言行一致” 的底线。对公众人物而言，爱国人设的根基是言行一致；对普通人而言，理性爱国的核心是身体力行。我们不必刻意标榜爱国，却必须在日常中坚守底线，如不偷税漏税，不损害国家利益，不传播极端情绪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国的责任，等等。
还要警惕 “奴性” 带来的盲目跟风。有些人为了迎合所谓的 “政治正确”，盲目追捧爱国人设，不分是非地攻击异见者；有些人则在极端情绪的裹挟下，将爱国变成排外的工具。这种缺乏独立思考的行为，恰恰是爱国的大敌。
以后各种“爱国人设”的表演还将继续在舆论场上演，如果我们继续轻信他们，那就活该被做被割的韭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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